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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天下才俊（第10页）

当时汴京的居民们，文艺生活虽然不能和后世相比，但也不能说不丰富，相国寺的“万姓大会”就是经常有的，但是竞技体育那独特的魅力，和“万姓大会”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。当着数以千计、万计的人击败对手，那种成就感让年轻人们感受到不逊于黄金榜上题名的快意。

无论是从马术比赛中从马背上摔下来，还是射箭比赛中弓被拉崩，亦或是二十五里（不足一万米）长跑中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选手没能坚持下来，都成了汴京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最让桑充国意想不到的是，当天下午有许多赴京考试的士子请求参赛，和白水潭的学生一决高下。无论在哪个场合，能够击败名动天下的白水潭学院的话，对于这些年轻的士子们来说，都不失为一种乐趣。

桑充国对于这个实际上“白水潭校运会”摇身一变，转变成“大学生运动会”，并没有特别的奇怪，当时石越提出的宗旨，就是希望借此吸引更多人的注意，让读书人在读书之余，不忘强身健体——不过这个主张自始至终没有说服程颐，伊川先生认为养生之道在于打坐，这个观点也不能说错误，不过按石越的说法，则是两个正确的观点同时存在是可能的。伊川先生当然可以继续打坐，不过让白水潭不愿意打坐的学生练练剑术、跑跑步，也没什么不好。

第一届技艺大会正好赶上省试之前，桑充国并没有刻意如此安排，但石越有没有想过这一点，别人就不得而知了。反正能提高白水潭学院的声誉，总是不错的，这一点桑充国也好，程颢也好，程颐也好，邵雍、孙觉也好，大家观点一致。前阵子“四大学院白水潭讲演”被誉为大宋开国以来第一盛事，所以对于和别的学院进行交流，白水潭学院的领导者们都是很开明的。桑充国当天召开的教授联席会议很容易的通过了决议，在接下来三天内，允许白水潭以外的士子组队或者单独报名参加比赛。这个决议只是苦了那些负责组织这次比赛的学生们，如果不把赛程变得具有相当的灵活性，根本不可能适应这份新的决议。

于是比赛从第二天起，也因此变得更有对抗性，更加精彩。连汴京的市民也分成了两派，一派支持本土本乡的白水潭学院，一派支持外来的士子，有两家酒楼公开博彩，赌三十六项的冠军人选，差点被开封府给查封了。

最让石越哭笑不得的是，有个御史居然因此弹劾石越，说他纵容指使白水潭学院办技艺大赛，让天下士子不安心读书备考，玩物丧志，是破坏国家抡才大典的行为云云，此事后来成为熙宁五年第一笑谈，忍俊不住的皇帝赵顼在弹章上御笔钦批：“吹皱一池春水，干石越何事？”

但是，在熙宁五年九月中旬，最值得注意的事情，也许是九月十二日司马梦求等人如约拜访石越。

接到司马梦求等人名帖的石越亲自迎到大门外，把四人直接引到花园设宴接待，这让吴从龙和范翔受宠若惊，连陈良都为之动容。毕竟如今石越的名声，如日中天，完全可以和王安石、苏轼相提并论，地位也已算是尊贵，寻常士人上府求见，已经未必能见到一面了。所以，如此礼贤下士，实属异数。

石越赐邸的花园，此时和之前又有不同，因为石安夫妇忙不过来，他又请了几个家丁和花仆帮忙——家丁是唐甘南亲自帮他选的，花仆却是冯京推荐的，有足够的人手与专业人士打理，石府也渐渐有了些豪门大户的气象。花园虽然不大，却也是静中有韵，一股引来的活水，从石眼中涓涓冒出，兼之绿草茸茸，石苔斑斑，竟是颇有山野之妙。横塘曲桥之畔，一座翠亭，亭中自有桌椅酒菜，石越请众人坐了，自己这才坐了主位，潘照临则坐在他的旁边相陪。

石越端起酒来，笑道：“越闻司马公子之名久矣，久欲请教，今日终于得偿所愿，吴公子、范公子、陈公子亦皆是大宋英杰之士，今日有幸识荆，真快事也，石某不才，在此先敬诸君一杯。”

众人连称不敢，举杯回敬。

待一杯酒尽，司马梦求方问道：“学生一向默默无名，但方才石秘阁所言，却是早已知道学生一般，这中间缘故，学生愚昧，还请石秘阁解此迷津。”

石越笑道：“良材美质，断难自弃。君在两淮江浙往来一年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称赞公子呢。”他故意点到为止，却并不说明。又笑道：“以司马公子之能，必能有所教我，还盼不吝赐教。”

司马梦求不想石越如此开门见山，谦道：“学生见识愚钝，只怕让秘阁失望。”

石越却并不和他虚辞委蛇，直言道：“身在高位者之患，是不知百姓之疾苦。象我们这些人，整日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高坐庙堂之上，坐谈议论，百姓之疾苦，谁能感同身受？上行下效，便是小县知县，真能深入民间者，亦寥寥可数，而敢于据实上报者，更是难有。《汴京新闻》号称能反映民间疾苦，可实则亦不过限于开封一府罢了。朝廷法令行于四方，纵有良吏执行，各地风俗人情不一，守令为求考功升迁，无不讳病忌医，这是人之常情，而最后吃亏的，是百姓与国家。我虽有亲近百姓，了解法令真正的执行情况之心，但是身在朝廷，往往也脱不开身。司马公子是有心之人，还望能够直言无忌。”

他这一番话说得众人无不动容。司马梦求起身行了一礼，正色说道：“石秘阁如此见识，实乃朝廷百姓之福。如此学生便斗胆放肆直言，有不是之处，还请秘阁见谅。”

石越伸手说道：“但说无妨。”

司马梦求也不作态，娓娓说道：“自熙宁二年，皇帝召王相公入朝主持变法，至今已近四年。所谓变法，其要者有六路均输法、农田水利法、青苗法、免役法、保甲法、保马法、市易法、免行法及置将法等。其他细法，不计其数。而其中青苗法，本是争议极大，秘阁改良之后，又多出三法：青苗改良法、钱庄法、合作社法。不到四年时间，相继推出如此之多的法令，一法争议未休，一法又出，本来就嫌苛急。而地方官吏奉行，多有变样，更易招致反对。但平心而论，新法亦有可取者。譬如免役法，朝野之中反对一片，但学生这几年往来南北，终于发现其中之奥妙。原来免役一法，北方人反对得厉害，南方人却不甚反对。”

石越和潘照临听到这话，不由愕然，三年以来，还从来没有人对石越说过有这样的事情，他却不明白为什么南方人反对不厉害，而北方人反对得厉害。便问道：“这又是为何？”

司马梦求解释道：“因为南方与北方，风俗不同。大抵南方百姓，较北方百姓要富庶，而南方百姓的徭役，亦比北方要重。实行免役法，一般的南方百姓，多能承受，而因此免掉徭役，只要朝廷不是庸外加庸[61]，百姓反而觉得方便。而北方就不同，百姓穷苦，本来就出不起免役钱，而免役法又分五等户征收，原本不要服役的客户与四、五等户、单丁户、女户，都要交一半的助役钱和十分之二的免役宽剩钱，这便形同对穷人增税，使贫者更贫，雪上加霜，而国库竟因此富裕。所以北方最穷的百姓，很受免役法之害。特别是十分之二的免役宽剩钱，说是为荒年灾年备灾的，实际上年年征收，几乎变成常赋，有些地方甚至增加到十分之四，十分之五，深害百姓。南方还好，北方百姓则实有不堪忍受之苦，而偏偏北方官户、客户，及四、五等户尤多，故此天下沸腾。新法实施以来，北方有些百姓甚至不愿意种桑养牛，因为家里有桑树、有牛，就被视为富户，免役钱就要多出，一岁所得，反不如税钱多。但在北方而论，比贫困之家反对更强烈的，是一等户和官户，很多官户，本来免役，现在同样要交免役钱，自然不愿意；而一等户反对，则是因为他们出钱最多。朝中大臣以北方人居多，利益纠葛，自然颇惑人心，真要说为贫困百姓吁请的，倒不见得有几个。否则也不必全盘攻击免役法，只需改良助役法便可。如果平心而论，对于南方人而言，则免役法就算没什么好处，但至少也不是什么坏法，而对北方而言，如果能取消或者减少四、五等户和客户的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，那么它纵有弊端，也可以接受。”